一个转身，光阴就成了故事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罗维开，1950年出生，曾务农十年。1977年考入宁波师专中文专业，1984年又专修浙师大政教专业。在职任教33年，历任过班主任、教导主任，中学校长，教师进修学校教务主任。退休后撰写了大量反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题材的作品。说实话，此文写到动情处，我是流过泪的。
我发现，当年恢复高考后凡读师专（或其它专科）的，尽管日后很有建树，但自我简介中，大多对自己当年是大专学历或言辞闪烁语焉不详，或隐匿跳过刻意回避，只简单亮出后来取得的职称、职务、著作或某级作协会员什么的，似乎羞于启齿当年读的是专科。我想，这是否因为目前中国高教事业发展到新状态新水平，高校录取率已上升到考生的90%左右（包括各类民办高校和职业技术学院），从而使大专学历的社会含金量认知大幅贬值有关？
我要斗胆疾呼：四十多年前的大学专科，容易考么？请记住：1977年高考，本科+专科，录取率才4.7%！1978年录取率，也才6%多点！作个简单而机械地推理，四十年前能被大专录取的，要是能穿越到现在，211、985大学录取者，非你其谁？
四十年前的大专生，请挺起您的胸，重拾您的自豪和尊严，因为当年的我们，也是天之骄子！
百废待兴时期我们的大学
我们作为恢复高考后有幸被录取的77级159位学子，近三年的高校读书生涯，就是在这幢校舍中度过的。《论语 学而》：“礼之用……，小大由之。”''小大由之''释义之一：指举事状物可大可小。——本文取此义入题，意在小物有时可大用——君莫笑，说这幢楼是锻造我们成才的熔炉，飞出过不少金凤凰，事实毫不夸张。
1977年宁波师专东胜路分部的教学楼（借用）
这幢楼是上世纪70年代宁波城乡结合部东胜路小学内两幢教学楼的第二幢，曾用作恢复高考后首届录取的宁波师专159名学子生活、学习的场所。1996年宁波大学三校合并之一的宁波师院，虽然历史可追溯至50年代，但文革前停办，文革后期变成中师，在恢复高考前作为高师已名存实亡，恢复高考后国家重启全国五十所高等院校，宁波师专是其中之一，首届招了200名学生（实际报到199名），有159名在这幢教学楼完成学业（另40名安排在东钱湖陶公山本已废弃的文革前校园，是个很荒凉的地方，但现已修复，成了宁波籍两院院士疗养所）。1978届起，宁波师专开始启用坐落于三官堂的正式校区，且于1984年升级为师院，1996年并入宁波大学。如此看来，照片中的东胜路分部，校脉连接着宁波师院。所以，这幢''小大由之''的'校舍，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宁波师院的发轫之处，与宁波大学有着不解之缘。从照片上可看出，这幢楼共三层，楼梯在中间。每层四个教室，借用作宁波师专首批招生的校舍后，一楼用于总务后勤和教师宿舍，二楼用于学生住宿，三楼用于四个班的教学。楼的东侧有一个略大于篮球场的操场，与小学共用。楼的背后，有个约200平方的单层简易人字梁平屋，原是东胜路小学的会堂，师专借用后与小学共用。会堂的后半部分用木板隔离出四分之一，用作食堂，供师专师生用餐。会堂与楼之间，临时安装了一排水龙头和盥洗台，供师生洗濯。每天，校园的前楼，传出的是小学生童声童气的读书声，后一幢楼却回荡着略显苍老而知识深䆳的师专老师授课声。课间，小学生出操，师专的叔叔阿姨甚至伯伯嬷嬷（老三届）很识相地避在教室，待小学生做操完毕领回教室，成人广播体操乐曲随后响起，师专师生才在操场上开始广播操。小学生在会堂里集会，师专师生就静悄悄不下楼，小学集会结束，师生才下去用餐。总之，小小的校园内，大学小学一盘棋，配合默契，互相心领神会，协调得天衣无缝，两年多没有冲突。当年我们的教室，课桌板凳就是小学生用过的旧货，黑板也是小学生用过的水泥墙上涂黑漆那种。教室的后排，还放置两张学生高低床，有两名同学，因二楼的大寝室实在容纳不下，挖潜挖到教室里，干脆在后排靠墙放置两张床铺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当寝室。由于六七十年代小学教室本来就不大，我们全班39个人，位置紧凑，坐在最后排的我，屁股后就是同学的床沿。有时学校领导来听课，就只能坐在床沿上……每周的体育课，如短跑长跑等，体育老师只能领着同学们到距东胜路小学一公里多的宁波三中，借田径场去上。这就是大学办在小学里，或者说小学里头办大学的现状，当年教我们文艺理论和中学教材教法的吕萍老师诙谐地说：这个地方，真是''小大由之''！
照片后排左起第五人是作者
一次纠左的小浪花，使199名幸运中的不幸者重上幸运之舟
1977年参加高考并能上线，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，全国很多地方，对初次报名者，先用考试方式（语、数）进行第一轮筛选，''上线''者才能参加正式高考。第一轮筛选中究竟被淘汰了多少人，历史没有记录。全国参加正式考试的570万人，录取27万人，录取率4.7%，所以，用凤毛麟角来比方当年的上线者，也恰如其分。能在77高考中能胜出的我，是幸运的。但是，我因为在录取前的政审中，''故意''不填父亲曾被划定过“右派”的''历史问题''，结果被高考地招生负责人悄悄去我家乡调查时查到，该人回来后装得如若无事，其实我的录取生命在他手里早已被判了''死刑''。我政审中不填父亲''摘帽右派''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以前在家乡，升学、参军、招工、入团、入党，都因政审表中父亲的''摘帽右派''四个字而无缘。我正是因为在家乡找不到出路，而对父亲无辜被划为右派心里不服，才逃逸到外地代课。我知道如果填了父亲的''政治污点''，录取是一点没有希望的，倒不如不填，兴许还能侥幸，想不到我还是逃不过当年严密的''政审''，从这一点上说，我又成了幸运者中的不幸者。据我了解，1977年高考后的录取中，各地的录取政策，仍没有摆脱''左''的习惯，对有''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资''家庭印记的考生，''入另册''的做法很普遍，更何况我又''刻意隐瞒''，不予录取是必然的。说实在，我不填写父亲的''历史问题''，本来就作好这种心理准备，况且，我对我自己的''故意隐瞒''，也心存愧疚，觉得对党对社会不老实不忠诚，只不过当时的政治氛围，已经感觉到父亲的右派问题应该不是问题，为什么仍揪住不放，心里实在苦闷徬惶，但又无处可诉。1978年初，高校录取工作结束了，接到通知书者欢天喜地，我代课的学校共录取两名，一名是代课同事（也是老三届），一名是应届生中的佼佼者。学校专门为他们举行了篝火晚会。这个晚上，我一个人静悄悄地憋屈着，在办公室关着灯坐了一夜，说痛苦也不过如此，因为长期来父亲的''历史问题''，对我多次的伤害，已经久痛而不知痛了。这一夜我决定，明年不再考，因为父亲''摘帽右派''这座大山横亘在我和高校之间，考得再好有何用？当年像我一样遭遇的人不知有多少？谁来拨乱反正？党和国家忧于人才青黄不接，审时度势出政策，出方向，鼓励高校或地方再补录（或扩招）因各种原因被''淘汰''的上线考生。这在国家和地方财政极度困难的当时，是何等的求才若渴！时任宁波教育局长的徐峰，是当年我们199名幸运者中的不幸者又得以乘上幸运之舟的负重前行者。当时宁波各地的中学师资严重短缺，宁波高等师范教育又是空白，党和国家既然出了方向和政策，何不垦出一片土地来，为宁波中学教育，培养一批急需的师资。于是，他像一头垦荒牛，荜路蓝蒌，带着团队发起冲刺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但巧妇敢为无米之炊，在校舍、师资甚至可能连办学的校名都尚未落实的情况下，他拍板，在宁波大市首批未被录取的上线考生中，继续录取200名中文、数学、英语考生（设定这三种专业可能与教学条件有关，因为设置理化专业涉及到实验室等条件，从这一点上看，宁波迈出这一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），一个月内完成补录（或称扩招）。当时，全国1977届高考录取工作已经结束，新生在三月份入学，同月，全国的补录也开始，要求在四月上旬结束。徐峰团队要是在师资、校舍尚是空白的情况下，稍有畏难，放弃这次补录，也是名正言顺情有可原的，因为78届高考马上就开始了。但他爱人才心切，偏偏迎难而上，这种担当，成就了当年199名近乎绝望的莘莘学子，尤其是因家庭有''不良历史印记''而年龄偏大的我们。我敢断言，我是因''家庭成分''原因在录取中被刷下来的，因为上线而被刷，倒不如没有上线。因为没有上线第二年肯定会再考，而上线了因父亲有''政治问题''而不予录取，第二年肯定就没有信心再考，所以尽管后来补录我的是师专，但我也知足了！记得我们是在四月初接到录取通知书的。通知书上的台头是''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''，盖的红色圆印也是浙江师范学院。通知书写得很笼统，一是表示你被高校录取，准予迁移户籍，二是具体的报到时间、地点待通知。这又是一份很有历史特色的高校录取通知书，连到什么地点报到，什么时候报到都''待通知''，而且，从录取通知书的台头和红印看，录取我们的明显是浙江师范学院，事后才知道，这是借用的，说明当时的宁波师专，八字还没有一撇，一切都是''没有米，先'炊'起来再说''。难忘垦荒牛般的领导和恩师
自四月上旬接到录取通知书，六月初我才接到了正式入学通知：6月16日正式报到，地点，宁波市郊东胜路小学内。徐峰团队（包括三官堂师范领导）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，硬是垦出了一片宁波高师教育的新天地，重启了宁波师专（院）复校之路。没有校舍（因为计划中的校舍一部分由浙师院宁波分校暂用着，一部分最后一届工农兵中师推荐生正在使用），就到处找，最后落实在两个地方，一是废弃多年的东钱湖畔陶公山旧师范学院教学楼。此楼已破败不堪，室内常有牧牛人避风烤火，经初步修复后容纳40名英语专业学生生活和教学，二是宁波城郊结合部的东胜路小学内一幢空着的教学楼。中文和数学专业的160名（各两个班）被安排在这里。这里的生活条件远比陶公山好，因为陶公山过于偏僻，交通不便，据说当时研究哪个专业安排到陶公山，讨论的结果是，英语专业更需要记背，环境要求安静，且英语班学员年纪普遍偏轻，家庭牵挂少，而中文、数学班三届生多，读书时须顾家，交通不便会有困难，所以，决定把英语专业安排在陶公山，学生完全住宿在校，教师由市内乘车去授课。我学的是中文专业，运气好，于是近三年的高校学业就在东胜路小学内完成。没有师资，就千方百计外调内挖，甚至把历年来被流放在荒凉山村待落实政策的原城市高知人员，也求贤若渴地请过来。当时的师资由五部分构成：一是原宁波师（院）专的老教师，二是从外省高校急调愿意来宁波工作的教师，三是宁波市内各中学德高望重学历和业务抜尖的教师，四是历次政治运运中被贬罚到穷乡僻壤等待落实政策的知识分子，五是从各行各业物色文革前重点大学毕业后用非所学正在''服盐车''的屈才者。第一种以王永杰书记，金纪贤老师为代表，第二种以汤德祥老师为代表，第三种以钱念文老师为代表，第四种以徐姓（名已记不准）的古文老师为代表，第五种以吴才根老师为代表。1978年6月16日，他们在我们报到的这一天，群贤毕至，在东胜路小学迎接我们。因为他们深知这批学生之不易，像迎接自己远出家门苦游的孩子终于归家一样，忙前忙后，问寒问暖，师生亲情融融，此境此意至今难忘。在宁波汽车站，远道乘车来的同学，看到出口处停着一辆中型卡车，上标：''宁波师专学生报到接送车''，驾驶员是一个四十左右的清朗男子，白净的脸和言语气质似乎看不出是开车的，但他和善地微笑着接待走过来的新生，一一把行李装上车，安顿同学们上车坐妥，然后自己坐上驾驶室，稳稳地驾驶着卡车驰向同学们早已向往的东胜路小学。到了校门口停妥，他又第一个下了驾驶室，放下汽车围板，招呼新生下车注意安全，并一件件帮报到的学生往车下拿行李。搬完后来不及听句谢谢，又急不及待地驾着车去接下一批学生。——几天后，我们上哲学课，进来的老师似曾相识，数分钟后，终于有人惊喜地认出来：''是驾驶员！那天的驾驶员！''''同学们好！我叫吴才根，那天开车接你们的。''他先自我介绍。原来，吴才根老师文革前毕业于名牌大学哲学系。毕业后却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某工厂去当卡车驾驶员。这一次他终于也被''挖出来''，担任我们的政治老师。课堂里一阵既惊奇又惊喜的哗然——原来相逢何必曾相识，我们受委屈，但受委屈的何止是我们——吴老师讲的哲学课和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课，是我在东胜路读书最获益的课之一。如果说一般的文史知识，入学前我已经有碎片化的积累，近三年的读书，只不过对此加深拓宽并使之系统化而已，唯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，入学前脑子一片空白，吴老师帮我打开了这扇天窗，使我领悟到哲学就是聪明学，政治经济学是观察社会的显微镜。师专毕业后，我又专修了浙师大的政教专业本科，缘由就是对吴老师所教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。教我们中国通史的是钱念文老师。第一堂课，他微笑着走进教室，向同学们自我介绍说：''同学们好！我叫钱念文。''随即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写下：''钱，二十文''，并提醒说，''很好记的。'' 同学们瞬间领会过来，教室里哄起一阵笑，空气中似乎流动着浓郁的敬意。钱老师讲的中国通史，虽然普通话基本是上虞调，但渊博的历史知识，把我们原本碎片化的历史认知，重新编织出一片绚丽多彩的连贯画面。难得的是，钱老师给我们讲课的不久前，刚从''冲厕所的反动学术权威''中解救出来，恢复工作后，第一次给我们这批有幸乘上幸运之舟的77级上课。凭着这一点，我们回想东胜岁月时心潮难平。钱老后来担任过宁波师院的副校长，宁波市人大副主任，退休后一直任宁波师院校长顾问，师院并入宁波大学后，一直是大学校长敬重有加的顾问。教我们汉语语法的是金湘泽老师，他瘦削清癯，语话缓慢，讲课思维缜密，讲语法结构给人''你别急，听我缓缓道来''之感。把字结构、的字结构、介词连词副词功能，像被控制得恰到好处的流速和流量的清泉，在如画的风景中动静结合，使人心旷神怡。金老师讲课不看讲义，很少会重复，没有多余的话，如果录下音，稍作修改，就能成为帮我们开窍的论文。听了他的课，我往往忍不住翻烂语法书，对他的话举一反三，前后紧扣起来，发现语法系统被他的语言表述得是那样的严密和呼应。我后期写文章，语言上流畅，主要得益于他的传授和教诲。东胜近三年的读书生涯，数十位老师的师德师魂师范无法一一记全，只能略述：周承珩老师是我们生活辅导兼古代文学老师，他待同学们如父兄，对学生的衣食住行关怀备至，讲课也颇有特点，《郑伯克段于鄢》和《冯谖客孟尝君》中亲情消仇和慷慨大度重仁义能纾危解困的道理，至今记忆犹新。金纪贤老师教我们现代文学，透过玻璃杯底似的深度眼镜片，能使人觉察到唯恐不能把知识授给学生的殷切。我有一次观察到他在改学生的文学评论作业，凑近字迹潦草的页面，逐字逐句，几乎是在用鼻子闻，批批划划，数小时不歇。吕萍老师讲授的文艺理论中，创作的秘匙在于''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，情节必须出于意料之外又须在情理之中''的精句，至今仍指导着我的写作。桂心仪老师教古文及古汉语，目光透过深度的近视镜片，虽双目布满了白内障，但仍射出治学须严谨的鼓励之光，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出的字，既惜字如金，又一笔一划规范工整，凡被他板书的，内都有妙处和知识蕴藏，考证出来的内容令人叹服……中间是班级生活辅导周承珩老师，左一是作者当年的同桌同学，右一是作者
当年东胜路师专的党政负责人叫王永杰。五十岁左右，是当时师专三官堂本部派来的。他平易近人，善于洞察，能力很强。其实两个月时间东胜路开学的准备工作都是他抓出来的。他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一楼的楼梯口，十平方左右，一桌数椅，简洁明了。每天他最早上班，始终敞开着门，眼观四方，用心留意师生们的日常情况，有问题主动关心并及时尽力解决。他毫无架子，熟悉我们后，称呼中用''阿''字加名中的某一字，亲切随和，例如，叫我时用''阿开''，叫陈学毅时用''阿毅''。阿字加名字，是宁波地方习惯，显得亲近随和，一下子就拋开了生分和拘谨，使被叫的我们，与他一下子没有了距离感。他虽没有教学任务，但对学员的基础知识，十分关注。因为这一届学生是基础教育荒废十年后的首招，很多学员难免基础不实，以我为例，写作中错别字防不胜防是个自己尚未发现的弱点。王书记发现后，急不可待地亲自下场，痛诉错别字的危害，并亲自发动学员重视纠正错别字。从此以后，我开始正视起自身弱点，凡能给我指出错别字的，我都视为老师，哪怕是我因笔误产生的，我都认为是在帮助我。王永杰书记在我们毕业后，去宁波市委担任了纪委书记，成为市委常委，退居后又担任了多年的市政协主席。小小的东胜路小学，有些从外地调来的老师，拖儿带女，只能住着一楼临时隔起来的小小陋室，过着清苦的生活，这何尝不是对我们身传言教？当年的恩师，有的已驾祥云离我们而去，有的已入耄耋之年，如果我有群雕的艺术天赋，真想为他们塑成群贤像，定格在宁波大学的校园内，与学弟学妹同谢师恩，共记师诲。1977届的学生，年龄跨度很大，以我们班为例，入学时最大的32岁，最小的17岁，几乎是两代人。报到第一天，年小的看到年长的，开口就叫老师，结果双方很尴尬。后来，同学间互相先小心翼翼地问一句：然后，双方都友善地笑了，——这算是开学同学间的第一次会面的互动。这一届同学，大多来自宁波大区各县的乡下，报到日很多人面带菜色或薯色，穿的都是将破未破的褪色旧衣，可以看出生活之艰辛。余姚口音、慈溪口音、象山口音、宁海口音、奉化口音，镇海口音，都交汇在这个小小的校园内，彼此陌生，却似曾相识。后来了解到，光是我们班39个同学中，就有六七个老三届已为人父母，家庭负担很重，有一位林姓老三届，家里的老母还卧病在床，但大家都克服困难，再贫再苦也不舍得放弃这次读书机会。本批学生在招录前，有过一条规定：自行解决市区住宿。但报到前，师专的领导估计学生自行解决住宿是匪夷所思的事，既招了，索性好事做到底，一并解决乡村学员的住宿问题，所以，把借过来的教学楼的二楼，辟作学生宿舍。每个教室放入二十几人睡的高低床，这样，四个教室能睡一百多人。谢天谢地！——来报到时，我正为''自行解决住宿''而发愁着，现在，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至于近三十个人睡一个教室，也一百二十个愿意。——再一次谢谢学校领导！宁波有句老话：好事做到底，砻糠变白米！师专领导如此关爱大家，我们暗暗下决心，珍惜机会，好好读书，将来用知识去报效社会！人的记忆，遭遇最痛苦或最幸福的事，总会记得最牢。入学头天，接过总务处发给我以助学金（18元）换算成的饭票菜票，我因内心激动，手颤抖着。因为交到我手里的是皇粮，农民出身的我，终于得到用皇粮供着读书的机会了，这一刻的心情，难以形容。再还有，报到后偶有小恙，到医院看病，在窗口结账，递进去一张比手掌还小贴有自己照片的公费医疗证，里面人居然眼睛只盯住卡上的号码，抄下后递还给我，一分钱都不用付了。我拿着这一张小小的卡片，又激动了很长时间。大学生？国家户口？公费医疗？录取前看病，窗口内的收银员眼睛盯着我掏钱，录取后，收银员只盯着卡片抄个号码就行了，这就是录取与不被录取的分界线，这样的体验和感慨，只有我们才有。还有一位姓马的三届生女同学，入学是腆着肚子报到的，已有九个月身孕。报到后一周，临盆了，有人玩笑说：一张入学通知，解决了两人的户口。同学们感到可喜可贺，对生下的小姑娘取名为''东胜之花''。艰苦而紧张的学习生活开始了。没有全国知名的名师，没有气派的教学楼，没有像样的图书馆……这都不是问题，关键是人肯不肯读书。东胜路两年半的读书生活，只能用热火朝天，你追我赶来总结。头年入学已经是六月中旬，学校决定利用暑期补上耽误的时间。炎热的高温天，同学们摇着蒲扇，教室里灯火通明，人人手里捧着书和讲义，有的默默思考，有的笔耕不息，有的三五成群轻轻地讨论。大汗淋漓闷热难耐，有人端起脸盆，在水龙头旁酣畅地用水灌一通顶，再静悄悄地回来捧起书……都如饥似渴。我们，经历了录取中被刷下的失望与痛苦后，才知道什么是被录取的愉悦，什么叫知恩图报的决心。我老家离东胜路读书处约四十里，当时我已成家，妻子正在代课，入学第一年我儿子出生，必须边读书边顾家，所以每周六骑着自行车回家，周一清晨再骑车返校。在每周往返的路上，边骑车边背古文。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等很多古诗词，我是在自行车上背熟的。平时考试，80分以下的同学，往往觉得自形惭愧。有一次考现代文学因漏了一道重要的题目，我才得了72分，羞愧得无地自容，好在接着的古汉语考试，得了92分，心理才稍微有点平衡。当年我们东胜路读书，对待考试绝不会60分万岁。须知，考60分和考90分，知识的覆盖面，是大不一样的。
师专东胜路分部学生会合影，前排左起第二是王永杰书记
毕业后几年，又去浙师大进修政教专业本科，一个偶然的场合，听到同在进修的三官堂78届章姓同学，在议论某地两年制戴帽大专班时，以不以为然的口吻说：''这个班与我们学校的东胜路班一样的，不正规。''我听了，心里很难受，也很反感，心想，你是78届的，也是专科，无非比我们多读了半年，居然心里看不起东胜路的77届，太不自量了。有人说，恢复高考后，77届是金，78届是银，本是同根生，鄙视何太急。说实话，77届东胜路学生，要不是当时录取中残留的“左倾”，有的还有可能被更好的高校录取呢。尽管读的是三年不到的师专，但我们的知识基础，绝不会比三年制的本部学弟学妹差，也绝不会比四年制院校中''60分万岁''的学生差。不信，请看毕业于东胜路分部的学生目前的现状：以我所在班39人为例，当年三人以本科生同等学力报考研究生，三人都上线，其中二人现在已成为愽导。当年因为很多同学有家庭牵制，要养家糊口，同时急于报效社会，所以毕业后一头扎进工作中，不知考研为何物。我是在市里参加一个教研会议住招待所时，看到几个年轻人抱着一大摞书在复习，才知道有考研这档子事的。当时工作心切，根本没有兴趣，只关注每一年的中考成绩，关注自己所教的班级多少人考上高中，考上中专。我想当年我班要是多点同学去考研，上线的绝不至于只有三个。再以东胜路139名同学为例，毕业后真的成才率很高，目前只要统计一下，就能看出，留在高校或调入地方文化部门的，大多已经是副教授、教授或研究员了；在中学任教的，大多已是高级教师，且有半数以上担任过学校的教务主任或校长。也有一部分被提拔，担任了各级政府部门的干部，职务最高的，已经是副国级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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